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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晋奇事一本历史书却有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

发布时间:2019-06-30 00:23:17 阅读: 来源:燃气阀厂家

东晋时,连年征战不停,老百姓苦不堪言。为了备战,东晋大将军桓温征调了两万名老百姓去广陵筑城墙,要求百日内筑完。苦役加上瘟疫,老百姓大量死亡,十个人里就有四个人死去。

有个叫孙盛的小官,对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做了番调查,写了本纪实性作品,叫《魏氏春秋》。书里不仅写了民夫死亡的事情,还记录了导致此苦役的前传,也就是桓温在枋头的一场败绩。

书刚刚写好尚未发行,就被桓温听说了,马上派人去探听书里的具体内容。派去的人探后写了个调查报告:“《魏氏春秋》一书涉及泄露国家机密。里面写了枋头战役的详情,并说恒将军‘进无威风来仪之美,退无鹰鹯搏击之用,徘徊湘洲,将为怪鸟’……”

桓温看后大怒,找来随从,让他去长沙,也就是孙盛所在地逮捕孙盛。随从领命,到了长沙,先发布官方声明,说“孙盛收受他人贿赂,诽谤政府,犯了颠覆国家政权罪”,随后将其逮捕并立即押送广陵。

在广陵,桓温亲自审理孙盛案,问他:“我和你无冤无仇,你为什么要在书里这样写我?”孙盛感到很奇怪:“我写报道,难道还要考虑私人关系么?韩信多厉害,都失败过;诸葛亮牛不牛,也曾败于吴。枋头战役部分,我纯粹依据事实报道,没有歪曲,您为什么要发怒呢?”桓温没话可对,又找不到罪名公开治他的罪,只好暂且将他放回家。

明的不行,还有暗的呢。桓温私下找到了孙盛的儿子孙放,威胁他:“枋头虽然的确失利,但哪儿像你爹说的那么不堪?你爹这样做,对国家形象不利。要是这本书发行,你们全家恐怕不会有好结果!”孙放赶紧叩拜:“您别担心,回家我就让我爸把书改了。”桓温很满意地送走了他。

孙放回家之后,对父亲晓之以理,动之以情,一方面请求其不要做东晋的民族罪人,一方面请求其为全家百口考虑,到最后,全家几个儿子一起跪在孙盛面前大哭:“桓温是个奸雄,地球人都知道。可您要是不修改书,全家百口都要遭到他的迫害啊!”但孙盛是个倔老头,始终不为所动,说:“要是修改了这部分,这书就不真实了,后人会骂我做虚假报道。我不能干这种事。”

孙放无奈之下,只好用强,自己把书稿拿出来,进行了修改发行,并呈送桓温看。桓温总算是满意了。

但孙盛也没闲着,他也明白形势迫人,自己扛不过。很早就偷偷留存了一份底稿,委托别人带到了国外发行。

过了一些年,桓温和孙盛都先后去世,皇帝也已经换了两茬,政府对很多事情都重新评价了。新任皇帝司马昌明是个爱书人,有一次发动民间收集各种版本的奇书禁书,有人就把两个版本的《魏氏春秋》送了上来,其中一个是国内版,一个是未删节的国外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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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曾是叱咤风云的沙场战将,他们曾为革命立下功勋,但是后来,他们却神秘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,是什么,让他们的人生如此波诡云谲?

一 陈昌浩:为张国焘所累

密电事件

1935年,毛泽东、朱德等率领第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的张国焘、陈昌浩会合。当时中央红军经过长征,仅剩下1万多人,到达陕北后仅剩下约8000人,而第四方面军尚有8万之众,且武器精良,装备整齐。

当时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分歧与斗争加剧。毛泽东要求张国焘率部“北上”,而张国焘则意欲“挥师南下”。张国焘曾拍发了一份密电给陈昌浩,指示陈昌浩劝毛泽东与其一并南下,“如他们不听劝告,应监视其行动。若坚持北进,则应开展党内斗争,彻底解决之”。这份电报流露出的“杀机”是显而易见的。

当时的“左路军”参谋长叶剑英截获此“密电”后,立即连夜策马飞奔,前往毛泽东驻地密报。毛泽东大惊失色,当夜即率党中央及部队秘密北上,迅速撤离“险境”,这就是党内传闻的所谓“密电事件”。毛泽东曾称赞叶剑英每逢大事不糊涂,指的就是这件事。毛泽东与陈昌浩的嫌隙,恐怕出于此。

但这一事关重大的“密电”,在事件发生后竟不翼而飞,而与此案有关的当事人,亦都先后作古,使之变得疑窦丛生。陈昌浩本人生前则曾对儿子陈祖谟满含冤屈地表示,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“密电”。多年来,一些当时的四方面军将士和党史研究者亦发表公开谈话和文章,断然否认“密电”的存在。

陈昌浩之所以在“密电”一事上大喊冤屈,用他的话来说根本就不曾见过这份密电。陈昌浩曾言及自己也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,决不会做出自相残杀的糊涂事来,再说陈昌浩在四方面军也是“党指挥枪”,重兵在握,拥有8万人马,加上精良的武器和大片根据地,要想置毛泽东于死地,易如反掌,可是陈昌浩根本没有对毛泽东下毒手的意思。即便当时没有“密电”一事,陈昌浩也不可能成为毛泽东信任的人,概因陈昌浩已经卷入了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的激烈路线分歧斗争。

兵败河西

西路军几万人马西渡黄河后兵败河西走廊,是陈昌浩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。此后的陈昌浩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销声匿迹,渐渐为历史所湮没。

1937年,红军西路军主力两万余人在甘肃一带被马家军围歼,全军覆没,成为红军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惨败。只有数千幸存者侥幸逃脱,他们以后成为新组建的由邓小平、刘伯承指挥的“第一野战军”的骨干,而陈昌浩和徐向前均靠化装行乞才脱离危难。

半个多世纪以来,几乎所有过去出版的“党史”都异口同声称,这是由于该军领导人错误地执行了张国焘的“逃跑主义”和“分裂主义”路线的结果。

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暗示,陈昌浩的责任只是在于,由于担心再犯“路线错误”,未能及时反抗中央军委的指挥,而是逆来顺受、唯命令是听。中央军委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,而不应将责任推到西路军领导人之一的陈昌浩一个人身上,这已经成为目前党史界的共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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