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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密武举考试在清朝有着什么样的独特之处

发布时间:2021-01-29 17:04:14 阅读: 来源:燃气阀厂家

解密:武举考试在清朝有着什么样的独特之处?

清代情况大不相同。从制度上看,基本沿袭明末,考试程序、办法等并无多少变化,但重视程度大大超过明代。清代武官虽然仍以行伍出身为“正途”,科举次之,但科举出身者数量不断增大,在军中占有很大比例。加上封建国家大力提倡,制度日益严密,录取相对公正,因此,民间习武者争先恐后参加武举考试。清代武举为国家提供了大批人材,其中产生了不少杰出人物。

清代武举一依文榜程序,考试大致分四个等级进行。

一:童试,在县、府进行,考中者为武秀才。二:乡试,在省城进行,考中者为武举人。三:会试,在京城进行,考中者为武进士。四:殿试,会试后已取得武进士资格者,再通过殿试(也称廷试)分出等次,共分三等,称为“三甲”。一甲是前三名,头名是武状元;二名是武榜眼;三名是武探花。前三名世称为“鼎甲”,获“赐武进士及第”资格。二甲十多名,获“赐武进士出身”资格。二甲以下的都属三甲,获“赐同武进士出身”资格。

殿试的规格很高,一般由皇帝亲自主考。考试揭晓后,在太和殿唱名,西长安门外挂榜,并赐给武状元盔甲。然后由巡捕营护送武状元归第,炫耀恩荣。第二天,在兵部举行盛大的“会试宴”,又赏给武状元盔甲、腰刀等,赏给众进士银两等。清代科甲等级差别甚大,同样是武进士,一、二、三甲的等级和荣誉却大不相同。自然状元是出尽了风头的,登第后的三天内,可以披红挂彩,上街夸官,真所谓春风得意、风光十足了。

殿试以后,通常立即由兵部授予官职。顺治三年(1646)丙戌科是清朝武举第一科,当时规定武状元授正三品的参将,武榜眼授从三品的游击,武探花授正四品的都司。二甲授正五品的守备,三甲授从五品的署守备。康熙年间又有变动,改为一半授营职,是直接带兵的官,另一半授卫职,是皇帝的宫廷侍卫。雍正五年(1727)规定,武状元授御前一等侍卫,武榜眼、探花授二等侍卫。再从二甲中选头十名,授三等侍卫。其余全在兵部注册授于守备等营职。雍正以后各朝武进士的授官情况还有一些变化,不过所授品阶基本上以康熙朝定制为准,没有太大的变更。

清朝武举各级考试,通常每三年举行一次,每科录取人数也有定额。但常科以外,还时常增设所谓“恩科”,常额以外,也增加一点“恩额”。

这类“恩科”、“恩额”都由皇帝直接掌握。无非笼络人心,吸收更多的武勇人士为统治者效命。考试办法差不多与明代一样,分一、二、三场进行。一、二场试了弓马技勇,称为“外场”;三场试策论武经,称“内场”。一场试马上箭法,驰马三趟,发箭九枝,三箭中靶为合格,达不到三箭者不准参加二场。乾隆年间,一场又增加了马射“地球”,俗称“拾帽子”,专为考察伏射能力。二场考步射、技勇。步射九发三中为合格。

所谓“技勇”,实际上主要测膂力。一共三项。头项拉硬弓,弓分十二力、十力、八力三号,另备有十二力以上的出号弓。应试者弓号自选,限拉三次,每次以拉满为准。二项舞大刀,刀分一百二十斤、一百斤、八十斤三号,试刀者应先成左右闯刀过顶、前后胸舞花等动作。刀号自选,一次完成为准。第三项是拿石礩子,即专为考试而备的石块,长方型,两边各有可以用手指头抠住的地方,但并不深。也分为三号,头号三百斤,二号二百五十斤,三号二百斤。考场还备有三百斤以上的出号石礩。应试者石号自选,要求将石礩提至胸腹之间,再借助腹力将石礩底部左右各翻露一次,叫做“献印”,一次完成为合格。凡应试者,弓、刀、石三项必有两项为头号和二号成绩,三号成绩超过两项者为不合格,取消三场考试资格。

三场是考文,当时叫“程文”,也称“内场”,相当于文化课考试。内场考试对大多数武人来说,比外场考试更难应付,所以考试办法不得不屡有变动。最初是考策、论文章,“策”相当于问答题,“论”是按试题写一篇议论文。顺治时定为策二篇、论二篇,题目选自四书和兵书。康熙年间改为策一篇、论二篇。策题出自《孙子》、《吴子》、《司马法》三部兵书,论题只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中出,考试难度有所降低。乾隆时,又改为策一题,论一题,题目都选自《武经七书》。

到嘉庆年间,考虑到武人多不能文,所考策、论多不合格,而不少外场成绩突出者又往往败于内场,于是干脆废除策、论,改为按要求默写《武经七书》中一段,通常只一百字左右。这样一味迁就,使内场考试的水平越来越低,最后差不多只是形式上的存在了。当时社会上歧视武人之风很盛,经此一改,武人更加被文士们看成纤纤武夫,武举的社会地位大不比清代前期了。清代著名学者赵翼有一段记述,最能反映武举内场考试的实情,也反映了当时文人对武人的轻蔑:

“武闱但以弓马技艺为主,内场文策不论工拙也。余尝主顺天乙酉科武乡试,其策有极可笑者。如‘一旦’二字多作‘亘’字,‘丕’字又作‘不一’字,盖缘夹带小本字画甚密,不能分晰,故抄誊讹错耳。又如‘国家’字应抬高一字,则凡论古今地名处,如‘国家四郊多垒’、‘社稷危亡’之类,亦无不抬头。武生自称‘生’,则应于行内稍偏,乃又将‘生人’、‘生物’、‘生机杀机’之生字,一概偏在侧边。如此者不一而足。然外场已挑好‘双好’字号,则不得不取中。幸武闱无磨勘之例,可不深求耳。”

实际上康熙注意到了科举文武分途不利于造就兼备人材的问题,他曾要求打破考试中的传统界线,允许文武生员举人交叉考试,武科举人可以改考文科进士,文科举人可以改考武科进士。康熙认为:“如此则各得展其所学,文武两途,皆得真才矣。”然而,整个清代,文武交叉考试者寥寥无几。文武各成畛域而壁垒森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,文人不武,武人不文,文武兼长的人材也就越来越少。文武分途的考试制度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材,却很难造就出允文允武的博通人材,应该说这是科举制度的弊端之一,也是清朝中后期政坛上出将入相人材日见匮乏的原因之一。

上面所讲考试办法,是会试一级的,乡试、童试的考试办法与会试大致相同,只二场弓、刀、石的份量相应降低,马步射降为九发二中为合格。

录取名额

清朝对武科乡试、会试的录取额有具体规定。康熙二十六年(1687)规定,武乡试录取名额约为文乡试的一半,全国共八百四十名左右。其中河北省(直隶),一百零八名,其他各省六十名以下不等。会试录取名额康熙初年以前,大致在每次录取二百名到一百名之间。康熙十八年定额一百名,后来又规定不拘定额,特别是不拘各省分配的定额,只按考试成绩,奏报皇帝,由皇帝和主考大臣临时酌定录取人数。酌定时也要考虑到各省都有名额,但一甲、二甲只依据成绩圈定,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。每科参加会试的武举人,一般在千人左右,有时多到两千人左右,进士录取额如果平均以一百二十人计,那么录取比例差不多是在十人或十几人中取一名,显然,考取武进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落第的武举人,雍正年间曾规定按路程远近发给回家路费,多则十两,少则四、五两。而大部分武举人,按规定可到兵部注册,由兵部依据个人成绩分三等授予武职,也可以到本省军营中效力。总之,只要有一个武举人资格,就算有了进身之机,同样也有逐步升迁的机会。

没落

清代武举制度与大清帝国相始终。鸦片战争以后,频繁的御侮战争中,早就显露出武举人材不能适应新的战争,除了长矛大刀与坚船利炮之间的差距外,更重要的还是基本素质和军事思想上的差距。然而朝野上下株守陈规,玩岁愒日,武举考试竟一直被延续下去。光绪二十一年,荣禄首先提出废止武举考试,他说:“自火器盛行,弓矢已失其利,习非所用,与八比试帖之弊略同。积弱之端,未始不由于此。”他主张各省创设武备学堂,以西洋军事课程培养新式军人。然而荣禄的倡议并没有得到大多数朝臣的响应。一拖便是几年,光绪二十四年照例举行武举会试——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武会试。不久,要求改革的呼声又一次响起来,“内外臣工请变更武科旧制,废弓、矢、刀、石,试枪炮。”然而依旧未能实行改革。直到光绪二十七年(1901),武举制度才终于被宣布废止。可惜这已经太晚了,仅仅十年后,大清帝国便宣告灭亡了。

清朝以铁骑劲弓得天下,所以前期几个皇帝都很重视讲习武艺,时时强调“文武并重”,力图保持满族劲悍尚武的传统。然而,由于受到汉文化的不断浸润和持续执行“右文”政策,使朝野上下重文轻武之风日益浓烈。于是,不但在观念上,就是实际待遇上,武科地位也比文科低得多。文科殿试揭晓后,新科进士的姓名、籍贯及名次都要郑重其事地刻在“进士题名碑”上,这些碑至今还完整无损的保存在北京国子监旧址。此外,官私刊印的《馆选录》、《鼎甲录》和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》一类书籍很多,差不多随处可见,因此清代文科进士的情况非常清楚。武科就大不相同了,既没有“题名碑”制度,也很少有专载其事的书籍,对整个清代武科概况,包括武科鼎甲情况,不要说后代,就是当时人也往往不能言其详。

幸好近人朱彭寿曾做过一番统计,留给我们一份珍贵材料。加上还有其它方面的材料,使我们对清代武举鼎甲情况大致有所了解。

清代的武会试,自顺治三年(丙戌)开科,到光绪二十四年(戊戌)截止,一共进行了一百一十二次。也就是说一共产生了一百一十二个武状元,还有一百一十二名榜眼和探花,总计武科前三名(鼎甲)是三百三十六名。一百一十二年武状元的姓名都有记载,但目前能确知其籍贯者只九十二人,其余二十一人还有待于考求。这九十二个武状元,河北省出的最多,共三十二名。以下山东十三名,浙江八名,江苏六名,河南、山西各五名,广东四名,甘肃、福建各三名,江西二名,四川、陕西各一名。此外,汉军旗六名,满军旗三名。

这个统计不完备,也不是很准确的,不过大略可见各省武举基础的差别。所谓武举基础,可从两个方面认识,一是尚武风气,二是文教水平。河北省武状元最多,武榜眼、探花也比别的省多,这与河北省武风素盛分不开。正因为河北省武风基础好,所以清朝对河北省特别重视,乡试名额总比他省给得多。陕、甘二省古多名将,尤其是甘肃,虽然经济、文化都比较落后,但自来“人材健壮,强勇者多,骑射娴熟,胜于他省。”康熙年间平定“三藩之乱”中的名将张勇、赵良栋、王进宝、孙思克都出在陇右,所以清朝对陕、甘二省总是另眼相待。武乡试名额,顺治朝规定陕、甘各二十名,后经康、雍、乾三朝追加,两省都增至五十名,这比许多大省的名额都多。有清一代,甘肃出了三名武状元,一名榜眼,四名探花,以甘肃的经济文化和人口而言,这个数字不能算小了。需要指出的是,当时的甘肃包括宁夏,三名武状元张文焕、马会伯、李如柏都出在宁夏,五名榜眼、探花中,也有三人出在宁夏。人口不及江南一个大县的宁夏,居然出了六名武科鼎甲进士,这不能不是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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